陪一座1300人的海岛慢慢变老

原标题:陪一座1300人的海岛慢慢变老 来源:澎湃新闻·澎湃号·湃客

文 | 魏晓涵

编辑 | 王姗

视频剪辑 | 闵一村

岛外来的信

最近半年,宋其昌的听力和视力突然变坏了许多。他89岁,外面的世界好像都和自己无关了。唯一还挂念的是远在浙江温州的战友。分隔六十年,宋其昌还记得他们的样子,只是已经听不清电话了,靠书信保持着最后的联络。

退休后,他和老伴一直生活在岛上。岛很小,山前山后两个村加起来不到3平方公里,连公交车都不需要。船是小岛和外界仅有的交通连接,一天两趟,去最近的大陆,需要五六个小时航程。遇上起雾或海上刮大风,船停航,小岛就彻底成了孤岛。

半页纸的信寄出去,有时候要等一个月,零碎的消息才漂洋过海地通过邮差传回岛来——听说原来的海防大队改制了,队伍都散了,原来的伙伴老的老了,去世的去世了,有的住进了养老院。这些信变成了报平安的物件,确认已经耄耋之年的战友是否还活着,遥远地支撑彼此暮年的生命。

岛上唯一的邮差叫葛喜。早上六点半,他就开着邮车上码头,载着宋其昌的信,还有其他岛上人的牵挂——寄给儿女的海产品、退掉的电视购物商品,交付给进港的货轮,轮船穿过海上的层层雾气,送到最近的大陆蓬莱。再载着岛外新鲜的蔬菜水果、各种物品归来。

岛上什么都缺,邮包里叮当作响的是渔民买的金属零件,儿女给老人网购的豆腐干小零食,还有人买过两件瓶装水,不知从哪儿听说这个品牌有助于头发生长;航程太远,偶尔有破损,甚至见过情趣用品从包裹里露出来。

五颜六色的邮袋堆在邮车上,塞满岛民的生活。住在北隍城岛的人,都认识葛喜的那辆绿色邮车。它有些年头了,和海岛上的大多数居民一样上了年纪,沿着坡缓缓上爬的时候,会发出气喘吁吁的轰隆声。

● 邮车在码头等船来。图/魏晓涵

有时候在路上遇到葛喜,宋其昌说一声,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就会跟着腿脚不便的自己,来家里取信。信有时候没写完——宋其昌不记得太多字了,写十个忘八个,葛喜就把那些陌生的字写在一旁供他抄写,他从不过问信的内容,只知道是写给战友的。

最后一封信是去年冬天寄出的。后来葛喜再也没有见到信,偶尔遇到老人背着手在路上走,他会凑上去问,“爷爷,怎么最近没有见到信了?”得到的总是错位的回答,“我去超市啊”,葛喜也就不问了。

宋其昌没有告诉葛喜,三个时常通信的战友都在今年春节离开了人世,他把收到的信都放进生火的炉子,一把烧掉了,“留着没意思”。过去的那帮战友就剩他一个人了。现在他也不想了,死亡是必然要到来的事情。

在岛上,衰老是随处可见的小事。这一点葛喜最清楚。每天都在和老人们打交道,他的工作间像有求必应的万事屋。找上门的问题千奇百怪,不会充话费的,问保险公司电话的、拿着智能手机不会插电话卡的……一来人,门口挂着的感应灯先亮起信号,“喜儿啊”,一张布满皱纹的脸,或是头发稀疏的脑袋就从玻璃门外冒出来。

岛上的年轻人出去读书工作,不再回来,剩下的大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和老年人。习惯了一辈子靠海吃海,他们不理解外面的世界,现在连寄邮件都要扫码填地址了,更别说手机里那些突然跳出来的复杂的新闻和链接。

至少有一些问题葛喜能解答。这个串联各家门户的邮差,成为他们偶尔窥探外界的窗口。老人们得以坦然地滞后于现代生活,慢一点,迟钝一点,也能安然度过为数不多余下的人生。

岛上能有什么大事?

四年前的冬天,上一任邮差准备离开。那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干了不到一年,“出岛去找对象了”。

即将退休的局长找到葛喜。他在岛里长大,和老婆开了家烧烤店,“你就当个兼职干,很轻松的”,交待完局长也离开了小岛。后来老婆带着女儿出岛上学,烧烤店也关了。葛喜稀里糊涂成为了岛上唯一的邮差。

做邮差并不像局长说的那样轻松。岛上的街道没有名字,住户没有门牌号,葛喜只能一家家问过去。老人年纪大的连字也看不清了,抓着葛喜问,“谁给我发的东西?”他还得一遍遍解释,帮着打电话。时间久了,耐心一点点被磨了出来。

对老人们来说,岛上能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呢?无非是一日三餐,晌午日当头就小憩一会儿。生活总是寂寞的,报纸上的字看不清了,耳朵不好,电视声音大到整条街都能听见,有时候和亲人在炕上对着坐一会儿,日复一日。

葛喜成为了那个倾诉对象。家里鸡毛蒜皮的抱怨,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,岛里各家之间的大小事,声声入耳。他也插不上嘴,偶尔宽慰两句。不急着送邮件的时候,他就坐着听那些过去的回忆,“替爷爷减轻一下寂寞的感觉”,他想。

住在离邮局不远的宋延鼎今年96岁了,有时颤颤巍巍地走过来问,这周的报纸怎么还没来?他安抚,“爷爷,天气不好船停了,我也拿不到报纸”。

自从在抗美援朝战役中负伤,这位老兵回岛生活了几十年。孩子们像蒲公英一样离散到远方,只在过年的时候回来一次。年轻人们总不停地刷着手机,看看什么时候风停了、船来了,就能离开小岛,回到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中去。他总是孤单的。

● 宋延鼎的轮椅。图/魏晓涵

傍晚时分,葛喜拿着宋延鼎订的电视报走进小院。穿过两片小小的菜圃,透过窗子就能看见宋延鼎枯瘦的身影。他独自盘腿坐在铺着泡沫垫的炕上,女儿已经做完晚饭,回了自己家。葛喜就拉个凳子坐在床边,听他絮絮叨叨回忆着,抗美援朝很艰苦啦,士兵们就着雪吃炒过的白面,战场上一个炮弹过来,崩到腿肚子上,皱起一块皮肤。过往像斑驳的墙皮,一碰就碎成屑,絮絮掉落。老人反复说,葛喜慢慢听,有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
葛喜对他有种莫名的感情,就像看到自己六年前去世的姥爷,他乐意听他讲,心里就当是自己的另一个姥爷。

老人们也记挂着葛喜。绿色邮车就停在大道上,车斗里堆着邮包。路过的邹慧兰每次看到这个微微有些佝偻着背的年轻人,总是身影匆忙的样子。偶然一次去码头拿人捎来的治糖尿病的药,遇上了葛喜的邮车。坐在车里闲聊才得知,葛喜的老婆孩子都不在岛上。

她心疼这个年轻人,饭点遇到葛喜来送件,总叫住他,“中午跟大姨这儿吃吧”,“不不不,谢谢大姨”,葛喜说完,又匆匆离开。即使不看报纸,每年邮局来征订的时候,她还是会花100块续订。她六十多岁了,儿子丈夫都在国外,独自在岛上照顾快九十岁的婆婆。

每天送邮包像是一场例行的邻里问候。一打上照面,“送报纸,叔”,“来了,喜儿”。他们很少问起葛喜的生活,工资多少啦,有没有防暑费啦,为什么留在岛上啦,在他们心里,葛喜是个挺好的、别人家的孩子。偶尔在有交集的那一刻,留下一些短暂的陪伴。

● 葛喜听宋延鼎聊往事。图/魏晓涵

小岛和外面的世界隔着时差

邹慧兰在国外漂了大半辈子,过了六十,决定回来岛上。以前住在威海的小区里,邻里之间不认识,丈夫治疗神经坏死,从医院出来的当晚又过敏了,孩子远在国外,楼上楼下都找不到人帮忙,她着急得不行,也只能靠自己。

“我转了大半个地球,还是岛上人憨厚老实,有亲切感”。因为糖尿病,她身体发胖有些不便,买粮油之类的重物,一个电话,岛上的超市就帮她送到家里。邻居做了好吃的,也会过来分享。

岛内的生活散漫而安静,天气好的时候,她会去岛上的灯塔山上转转,山顶的风送来一阵槐花的香气,岛上还是春天,外面已经是夏季了,小岛和外面的世界隔着时差,连花也开得晚一些,当天出版的报纸送到岛上,已经是半周之后了。

但对宋培满这样的年轻人来说,日子却是另一番难熬的滋味。他是葛喜的同事,两年前被分配到这个岛上。刚来的时候,他野心勃勃买了五条软硬度不一的鱼竿,要在小岛上大显身手,没多久就厌倦了总是钓鱼的日子,把鱼竿寄回了老家。

岛上就这么大点地儿,他几乎都转遍了。岛上有个昆虫研究所,他约那里的博士去海边看虫子,看养猪场和养鹅场,在海边钓鱼抓螃蟹。海也看够了,山也上过了,还能去干什么?

23岁的宋培满每天都在和柜台那台老旧的打印机斗争,它的年纪比他还要大,卡纸是常有的事。除此之外的日常是,接待来柜台退货的中年阿姨,她们热衷于电视购物。岛里直到今年6月才通了24小时自来水,以往一周只有两三次的限时淡水供应,“公共厕所像是60年代的,这都21世纪啦!”年轻人发出难以置信的感叹。

他向往外面的世界,半开玩笑地对来自甘肃的昆虫博士说,“等我逃离小岛的这天,一定去你家找你玩!”

葛喜在宋培满这个年纪,也向往外面的世界,最激烈的时候一度和家里人起过冲突。几年前他离开了小岛,和一帮朋友在蓬莱的养殖厂工作。每天站着工作十多个小时,经常背六七十斤重的海泥,日子虽然辛苦,却轻盈而快乐,他们从工作的时候聊到回家,一起去打游戏、唱歌,不思虑生活和未来的忧愁。

这样的生活因为意外腰伤戛然而止,葛喜回到岛上休养了一年,每天在家里躺着,似乎过去的欲望、野心和憧憬一同留在了外面的世界。刚回岛的时候,葛喜还想过,要不开个网吧,或者奶茶店?热情被周围的亲人朋友一一打消——奶茶卖不出去的,网吧租不到合适的地方。唯一开的一间蛋糕店,因为搬到离路口几十米远的地方,生意差了很多,最后关了门。

岛外的朋友们分享着自己的生活。有人去顺丰做了快递员,有人自己做养殖厂,现在成了老板。外面更热闹,有出租车,酒吧,KTV,更多的饭店、更高的楼和更复杂的人际关系,葛喜说起这些,表情没有太大波澜,“我不羡慕他们的生活”。

再过两三个月,就是捕渔的季节,岛上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到来。海米从海里捞上来,“那都是金色的”,在海边的大道上呼啦啦铺开一层,等待太阳晒干。暮色将至,海鸥低低地飞过渔船,葛喜就坐在大道边和一群渔民坐在路边吹着海风,嚼海米,瞎聊天,那是他在岛上最快乐的时刻。

● 休渔期,船靠在岸边。图/魏晓涵

和小岛一同老去

这几年,小岛变得越来越安静。

幼儿园和小学都关了,孩子们都去岛外读书了,废弃的教学楼成了建筑工人的住处,门口“前方学校、减速慢行”的警示牌还没来得及拆,提醒着曾经的热闹。

原来岛上有网吧、蛋糕店、工厂,现在都关了,前两年,岛上最后一家服装店也没了。

送来岛上的邮件在减少,前两年每天还能有五六十个,现在就剩四十多个,今年葛喜原本两千块的年终奖励也取消了。

这两年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葛喜总觉得和二十多岁时候的样貌不一样了,老了许多,白发零星冒出来。女儿已经6岁了,他多了些生活的压力。邮差的工作只有一天休息时间,他没闲着,计划去亲戚的养殖场打工,分捡虾夷贝;休息的时候,手机上连续放着短视频,看得多了、拉到新用户,平台会奖励一些钱。

心态也在慢慢变化。每天看着这些苍老的面孔,重复着模糊不清的往事,葛喜开始生出一些感慨,“我老了,生病了会怎么办呢?”

就在今年,葛喜四十多岁的叔叔突然心梗发作,岛上的卫生院没有急救的条件,船也来不了,没能等到唯一应急的海上救助飞机,人就离世了。“人怎么能和自己的命运作斗争呢?”他也释然了,“走一步看一步,活好当前就行了。”

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吗?同事宋培满忙着看书给自己充电,等待着有更好的机会降临,他就能离开这个小岛了。他忧心忡忡地分析,“最多再过五十年,那些四五十岁的人都九十多了,这座岛上还能有人吗?”

● 葛喜在送报纸的路上。图/魏晓涵

相比之下,葛喜内心更加矛盾。外面的世界总让他晕头转向,那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城市景观,推脱不掉的应酬和饭局。他曾经开着车在烟台的街道上转悠,回过神来的时候,已经迷了路,最后只能打电话叫朋友来救,后来他再也没在城市里开过车。

现在,妻子和女儿是他在外面最大的牵挂。前不久,女儿的脸上突然起了红疹,他担心,只能远远在岛上干着急。端午节为了拔智齿出岛,见到女儿,她好像一下长大了,没有过去那么黏着爸爸了。他特地带着女儿和妻子,去了附近景点的海滩转了转,久违地和女儿一块儿玩沙子。

他还是喜欢他的小岛,生活简单,无所顾忌,温情又自由。脱离了这一层保护网,他不知道会在外面遭遇些什么,“岛上的人都认识,外面人究竟人品怎么样,都不了解”。

答案总在摇摆,像海里随处可见的海草一样。他放弃思考了。“我现在就是随波逐流”,他坐在绿色邮车的驾驶室里,对着漆黑的夜空,平静地说。岛上安静了,只有海浪拍打鹅卵石的声音,星星和夜空像一张温柔的毯子,覆了上来。

原标题:《陪一座1300人的海岛慢慢变老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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